有害气体

新年前夕，我在阵地上的服役突然拐了个弯。我一直老老实实去保密图书馆学习自己的系统，可有一天，参谋长助理季莫费耶夫少校突然把我叫了去。他绰号“山羊”，嗓门洪亮得惊人：“中尉同志，明天由你担任制氧站值班长。”学院训练出来的本能让我回答“是！”，但我还是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山羊”说出了我要去报到的分队，也解释了原因：制氧兵里有个仪表技术员病得很重，我得临时代替他。这样的命令把我震得发蒙，我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对氧气一窍不通，他却直接打断：“到那儿会教你的。”

第二天早晨，我穿过建筑部队的地盘，走过混凝土厂，在草原深处发现了几条铁路支线。线上挤满了像装甲列车一样的车列，在烟雾和白汽中轰鸣作业。主体是大约十节绿色四轴车厢，比普通客车高出一半，行话叫“大象”。这就是移动式制氧站，以及铁路氧、氮储存装置。我被派去的正是储存装置。液氧装在大型保温罐里；它无法完全密封，因为会不断蒸发，所以已经气化的氧又要重新液化。这正是ЖК铁路储存综合体的工作。整套设备包括柴油罐车、柴油动力车、发电车、压缩机车、工艺车、控制车，以及后面长长一串“大象”。

尼古拉·纳米斯中尉领我穿过一节节车厢，努力解释各处的用途，效果等于零。我刚踏进工艺车就陷入震惊，直到晚上也没缓过来。头顶、左右，到处都是温度计和压力表，细管与电线纠缠其间；所有东西都在抖动、拍击、轰鸣。脚下的铁地板不停震颤。最吓人的，是能明显感到高温，以及虽不那么直观却同样真实的超高压力和富氧空气。每节车厢里都有两三个不再年轻的军士，科利亚冲着他们耳朵大声讲解。工作日终于结束，ЖК的军官们在索岑科少校带领下准备乘机车离开。路上只随口交代了一句：“别干预工艺过程，士兵都是专业人员……”换句话说：什么都别伸手碰！我独自留在几乎像卧铺车厢的控制车里，很快就无聊起来。我又极慢、极安静地巡视了两遍——既是因为害怕，也为了保持体面，免得说出蠢话——随后便回到救命的包厢……

图拉塔姆奇妙的星夜降临了。伴着膨胀机¹和柴油动力车单调的轰鸣，我睡着了。凌晨两点左右醒来时，我惊恐地发现四周一片寂静——绝对的、令人发毛的寂静。我跳出车厢：天哪，整套设备全停了；每节车厢只亮着待机绿灯，而整列车上每一头“大象”都向那奇妙夜空喷出白汽，发出轻微的嘶声！简直像蒸汽机车的烟囱，只不过朝侧面喷。连续不断的嘶鸣让我更加不安，直觉告诉我出事了，必须查清楚……结果每节车厢里的“专业人员”都睡在金属地板上——这些混蛋觉得那儿凉快些。我叫醒值班军士长谢尔巴克，这无赖抬起头说，现在是工艺间歇，等早上领导到来前再启动。至于正呼呼逸入大气的东西，则是“有害气体”。我稍稍安心，带着仍旧显得很聪明的表情回到包厢，坐着等天亮，心里仍不踏实。果然，军官们到达前一小时，柴油机启动了，压缩机车随后轰鸣，接着是工艺车和其余设备，嘶声也停止了……

值班人员来到后，善意地拿“有害气体”取笑我。原来，随风跑掉的正是ЖК综合体拼命要保存的宝贵氧气和氮气！不进行深度冷却，就没法把它们关在罐里。而这不过是普通士兵偷懒省事。有意思的是，我对那个军士并不生气，也没有怨恨。他们本来就是以专业人员身份从地方征召来的，而且年纪都比我大……

“值班长”和他的部下。照片左边、也就是我右手边那个大个子，是谢尔巴克军士。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我就这样逐渐适应了。值完班，我会拎一桶氧气或空气回旅馆，用来做冰淇淋，或者单纯给水降温。当然，桶不能装满，免得路上泼出来。液态空气看起来和水一模一样，只是表面浮着淡淡的雾，掂起来明显比水轻。氧气在桶里也差不多，只略带蓝色。

旅馆里早已摆好一只士兵用的野战保温桶，里面是几罐炼乳兑成的水，有效容量10-15升。最要紧的是事先准备一根足够长的木棍搅拌。我们倒入空气或氧气，拼命搅动；它们的温度分别是零下190度和183度。关键是不能让混合物表层先结冰，所以每次只能少量倒入。然而无论木棍转得多快，它总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突然冻在冰里。好了，本次活动到此结束，可空气或氧气还剩下那么多！把余下的液体倒进保温桶后，大家便拿着准备好的杯子各自回房，电影还要一小时甚至更久才开演。最不要命的人往冰上浇温水，趁它结冰前设法舀到哪怕一口凉水。可冰层立刻继续长啊长，最后连水都无处可倒。格瓦斯也用同样办法冷冻。剩余的液化气体则拿去做实验，冻昆虫和塑料。所有东西都伴着轻微的咔嚓声瞬间冻结，变得异常脆弱，连蜥蜴也不例外。有一次我踩过被泼出的氧冻硬的沙地，那双靴子就算报废了：其中一只的鞋底几乎碎掉。

除了日常值班，我还被拉去参加清洗“大象”的作业，不过只是在正式清洗负责人纳米斯不在时替班。这项作业有两重危险。第一，士兵要钻进罐内，用抹布擦洗据说已十分洁净的铝壁，清除油脂和其他沉积物；上面的军官则不停从又一只罐子里往下倒酒精。士兵戴着防毒面具，通过接到外面的软管呼吸清洁空气。科利亚·纳米斯简直是坐在软管末端看守：外部空气一旦中断，士兵吸入酒精蒸气，必然窒息。军官还有同样重要的任务：防止自己一打盹，酒精瓶便从舱口呈扇形飞出来。这正是第二重危险。士兵钻进罐里时总会带上一批空瓶，而罐外必有一个休班士兵徘徊，等着机会。

到了规定时间，物理化学实验室（ФХЛ）会有人带着专用擦拭布赶来，钻进罐里开始挑毛病。我最常见到做这件事的是帕沙·亚兰代金中尉。

克孜勒奥尔达州的冬天雪不多，却经常刮大风。零下20-25度再加上风，那滋味可不好受。相比之下，我记忆中的伊尔库茨克冬天简直是福地：越冷，风反而越小，而且衣服也完全不同。学院冬季发两套内衣，一套薄的，一套保暖的。这里却只有一件号称“鱼皮衬里”的小军大衣。这样的刺骨严寒，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都没体验过。当然，也会有十分舒适的冬日。大雪纷飞的冬天并非没有，只是少见且持续不久。七年里我只记得一个多雪的冬天。那次我们决定踢足球，还有观众助威。大家穿着野战服和靴子，厚雪一直没到膝盖。比赛在观众呐喊声中异常激烈。终场时，我们的皮靴已经彻底湿透，软得像破布。

日子飞快逼近二月23日，我决定认真置办一回：去了我们州府“克孜勒巴黎”，买了一台“节日牌”收音机和一小箱当地伏特加——阿拉克酒。阿拉克是哈萨克伏特加。到奥尔达坐火车要四小时，而收音机装在一个硕大的外壳里，居然还配有遥控器。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所有东西顺利拖回阵地，在房间里召集大家吃了一顿不算奢侈的晚餐。可当志趣相投的伙伴、忠实的朋友和战友围坐桌旁，还能有什么刹车？何况这是我在第一个部队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失去意识之前，我一直处于醉醺醺的“幼牛般狂喜”之中。中尉——菜鸟！不知为何，适量饮酒的本事没能立刻降临到我身上，而是多年以后才学会。我们一直闹到很晚。第二天早晨，负责政治工作的副职费多连科中校还带着另一个人亲自来看我，自然是为了教育。喝醉显然不好，可我为什么还打赌在旅馆里裸奔？那些年的许多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唯独那个早晨，只记得自己坐在床上，听这位“神父”训话，却什么也想不起；那一早我仿佛没有过去。饭吃得不错，可阿拉克真难喝。总之，阿拉克绝不能和烈酒混着喝！

*  * *

春天来了，草原变绿，也许草原郁金香也开了——我已经记不清。它们并非年年开放，但一旦盛开，整片沉闷的灰黄褐色草原会在短短几天里变成鲜艳的红黄花毯。可惜不长，只有一两个星期。那些日子里，几乎每位乘机车进城的人下车时都会捧着一束郁金香。花儿也同样突然、迅速地凋谢，草原又恢复惯常的色调。四月，我乘ЖК控制车出差，和两名军士一起押送这节车厢去阿拉木图。车里有四个包厢、淋浴间和厕所，从外面看就像普通客车。它被挂到货运列车上，我们出发去阿拉木图做计划检修。车开得慢，却很舒服。阿拉木图是座美丽的城市，可我的钱出乎意料地很快花光了，只好慌忙给部队发电报；沃尔·安布罗索维奇立刻汇款救了我。第一次出差，钱就是像风一样飞走。难道能不去餐馆？难道能不给忠实的军士们吃点好的？当然不能！而且不知怎么还自己冒出来一个姑娘。

城市苹果园开花的季节里，我轻轻松松地混完这趟差事，将近一个月后才回到家。此时，联合队已经开始为在基洛夫——旧称维亚特卡——举行的战略火箭军锦标赛备战。去基洛夫途中，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与莫斯科航空学院队合练，住在某所学院的宿舍里，是萨沙·日马金以前的同学安顿了我们。我们同大学生打了一场练习赛，随后继续前往基洛夫。成绩还不错，至少不是倒数。我们的守门员列夫·科斯秋克还入选了战略火箭军代表队！返程也保持了应有的水准：我们在“布拉格”餐厅舒适的卡座里坐得太尽兴，吃着冰凉的伏特加配带骨肉排，再用啤酒送下肚，以至于我把礼服上衣落在了那里。谢天谢地，证件没在里面。我很晚才醒，已是白天，阳光晃眼；自己仰躺在下铺，衣服靴子穿得整整齐齐，两只脚却搁在地板上。十分文明。就这样，我没了礼服上衣，回到了部队。

塔什干。图拉塔姆队正在进攻。中间是萨沙·日马金，他身后是科利亚·切尔内绍夫，最右边是尤拉·涅梅金（我们的终结者），照片左边那个奔跑的人是我。

我们又回到了家，回到第32号阵地。日常军旅生活中，夜里用那台出色的收音机收听音乐广播，偶尔去“十号区”，主要是到军官之家跳舞，算是难得的亮色。怎么去呢？试验场最方便、最可靠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是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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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膨胀机是一种活塞式或涡轮式机械，让气体在对外做功的同时膨胀，从而将其冷却。ЖК综合体采用的是活塞式膨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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