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轨道车

靶场幅员辽阔，各场区彼此之间以及同“十号城”之间都有强大的铁路网连接，既服务工艺运输，也运送服役人员。顺便一提：靶场成立五十周年时，铁路总长已达500公里，公路网则有1400公里。人们乘普通客车上下班；传说“机动轨道车”这个绰号继承自第一座火箭靶场卡普斯京亚尔最早的小型客运列车。

1967年，从城里的“城市”站台共有六列这种火车开往各场区。我们的列车以开放式卧铺车为主，少量包厢车，还有一些内外全木、可追溯到内战时期的老古董。电影拍破败、新经济政策或革命年代，常用的正是这种车厢。行驶时，车体明显扭曲摇晃，伴着铁路特有的吱呀声，两端各按各的节奏摆动。也许其他路线、其他场区有不同车辆，我不知道；我们的车就是这般五花八门。每节车厢旁都有检查员在站台查通行证，免得敌人钻错火车。我们的列车准时早上7点出发，晚上7点返回，于是产生一句挖苦话：“七小时工作日。”开往远处场区的车出发早得多，那里的试验人员工作日自然更长。“十号城”到我们32号场区约50公里。

8.30，列车抵达“明斯克”站，部队的巴士和卡车在那里等候。再过15—20分钟，我们便到自己的32号场区，9.00在食堂吃早餐。17.30，巴士和同样那些卡车把人送回“明斯克”站，随后一切反向重复。

不过从“城市”站台乘车大约是1965年才开始的。在此以前，火车清晨都停在丘拉塔姆站主干线外侧的远端股道等候试验人员；一个工作日结束后，人员也被从场区送回那里。

开放式卧铺车最宝贵的是第三层行李铺，总被最先占走，睡觉极舒服。若早些上车，立即爬上心爱的高铺，把帽子或大檐帽垫在头下，不等开车就睡。脑袋刚碰“枕头”，人便进入最甜美的梦乡。包厢车很少，大家会躲在里面打牌。多米诺骨牌通常在开放式车厢玩“人对人是狼”，牌可以背面朝上摆。规则严酷：输家下一局必须站着玩，穿上军大衣、戴帽子、扎武装带。有些圈子还要求放下帽耳，在下巴下系紧。冬天车内烧得很热，脱了衣服、热得发软的人或打盹，或读书，或下棋；某个“人狼”输家却全副武装站着翻本。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荒唐景象时，眼睛怎么也移不开。

车厢永远拥挤，星期五尤其如此；单身汉要离开令人厌烦的场区，到“十号城”玩乐。上车晚了，只能站在过道或车门过厅。几年后车厢增加，甚至出现航空座椅式客车。

最鲜明的记忆当然是夏季“机动轨道车”。每趟旅程都是一首漫长、沉闷而汗湿的歌。天气炎热——这里夏天没有凉日——车厢被晒得滚烫；若没想到带个文件夹或厚杂志垫着，就只能站一路。里面一切都烫，座椅也一样，所有人立刻出汗。坐下必须小心，身体不能碰到任何东西，以免烫伤。一小时后，屁股下已经积成汗水。受苦整整一小时，列车终于抵达丘拉塔姆站。大家背后和屁股湿透地下车，尽可能快、又不断左右观察地跑过莫斯科—中亚铁路干线。快，是为了赶上巴士或敞篷卡车；小心，是免得被呼啸而过的列车撞上。“十号城”位于干线一侧，靶场所有场区则在另一侧，必须跳上把人送进城的车辆。若不赶紧，就得等车队回来接剩下的人，最长一小时；可能是夜里、冬天，还刮着风。

几年后，列车改在距车站约五公里的草原停车。我们仍怪叫着冲向等候的车队，那里有20或30辆带篷或敞篷卡车和巴士。每次登车都是速度、灵活、力量和蛮横的竞赛。乘客大多年轻，在车里坐够了，此前还坐在控制台前；因此晚间抢座充满年轻人的兴奋，攀越卡车车帮的高潮时刻甚至带着一点凶狠。纽扣、腰带扣四处飞，军大衣被扯裂；尖叫、狂笑和文雅脏话混成一片，好在高级军官和领导远远落在后面。愿不愿意，久而久之所有纽扣都得用铁丝重缝：用粗锥在大衣上扎两个相距至少一厘米的孔，把很粗的安装线穿过纽扣环，从内侧打双结。结自然丑陋而巨大，可敌人若想扯掉，只能连大衣布一起撕走。

这些每天晚上的比赛立刻把年轻军官分成两派：稳重、审慎、谨慎的一派，以及人数更多的“快乐而充满活力”派。

不过两派都不必再从行驶中的列车前穿越铁轨。又过一阵，靶场列车通过新立交桥直接进入“十号城”，不再与干线相交。但即使完成这种现代化，“机动轨道车”仍是主要烦恼之一，从不给人增添乐观，常常把原本过得不错的一天毁掉。

终于在63年初，我们31号场区建成并启用地下的近发射台制氧厂。我的铁路储存设施及其移动工厂和军官准备转移到莫斯科附近的巴拉希哈。我毫不犹豫写报告，表示不愿在巴拉希哈服役，把领导和战友惊得目瞪口呆；随后回到戈格萨泽的第二组、尤拉·古巴列夫班组。我不能离开亲爱的队伍！人们认为，任何头脑正常的军官都梦想从丘拉塔姆逃到苏联欧洲地区，何况还是莫斯科。那时我已在丘拉塔姆度过第三年，仍住在两层旅馆同一间角房，室友是沃瓦·安布罗索维奇，又叫“牛”或“安布拉苏哈”。牛比我大三岁，但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甚至用高雅说法，是人生立场相近。

反感党性、喜爱哈尔瓦和威化饼、书籍、优质音乐与爵士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顺便说，安布拉苏哈一次能吃掉至少一公斤哈尔瓦，我也一样。很久以后，牛为了调往莫斯科防空系统，甚至加入了党。

不知有多少不眠之夜守在收音机旁！帕特·布恩、迪恩·马丁、弗兰克·辛纳屈、平·克劳斯贝、保罗·安卡；埃迪·卡尔弗特的《安杰利娜》；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格伦·米勒、贝特·肯普费特、诺里·帕拉莫尔那些强劲乐团；温柔美妙的维克多·西尔维斯特；埃拉·菲茨杰拉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路易·普里马；还有《美国音乐》主持人威利斯·康诺弗那无与伦比、不可模仿的声线。天鹅绒般嗓音的头几句话，便让人期待夜间电波里的爵士佳肴。感谢干扰台的伙计们，音乐节目开始后他们会停止压制。夜里中波能清楚收到“贝鲁特电台”，天亮后短波上的“锡兰电台”也播放正确的、“我们的”曲目。

但离开这座好客的两层旅馆宿舍、搬进2组宿舍的时候到了。正如我们的“戈加”弗拉基米尔·叶梅利亚内奇温和指出的，要住到“同一屋檐下”。新住处是一栋中央走廊贯通的长条单层板房；与旧旅馆不同，周围栽着颇高的白杨，带来阴影和舒适。它同两层旅馆位于操场一侧，这边还有两栋宿舍和司令部；另一侧是营房区，医务所从体育场方向毗邻操场。两层楼与2组宿舍之间的板房后来成为女兵宿舍。2组宿舍也有管理员，也是中士，负责清扫、换床单，却不是告密者。这是他与旅馆中士波利舒克的主要区别。波利舒克以告发两层旅馆所有住户为乐。如今很难相信：我和牛要举行一次朴素的两人小酒会时，会先把买来的下酒菜袋放到自己窗台上，再空手从告密者警惕目光下走进宿舍。苏维埃政权靠什么强大？靠告密者。波利舒克还会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繁殖奴仆和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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