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布列季

82年春假，四月，我和列娜决定凭疗养券到什么地方走一趟；整个服役期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去了格鲁吉亚南部阿扎尔地区科布列季市的空军休养所。四月中旬，海水很冷，房间里也不暖和。伙食尚可，却谈不上丰盛。晚饭后，我们照例在房间里喝一瓶干葡萄酒，配青菜和一种用库班面粉烤成、异常美味的灰面包。说到面包，真让人羡慕格鲁吉亚人：他们用库班硬粒小麦烤面包。我们积极游览了海岸各处的热门景点，这类服务在当地组织得很成熟。参观完一处景点，眼看快到晚饭时间，巴士司机就把大家拉进某户人家的院子。格鲁吉亚人的房子很大，有两层，内部却活像军营：每间房一排排摆着约20张士兵床，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里面放着铝制刀叉、勺子和同样是铝制的盘子。没有床头柜，只有椅子。

这些“旅馆”没有暖气，葡萄酒倒是随便买，想喝多少都行。不知为何，饭菜都是冷的。仿佛在说：这样的你们也会吞下去。

当地“中产阶级”——那些商贩——对俄罗斯人那种遮掩得并不高明的轻蔑，立刻映入眼帘。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很高，整个格鲁吉亚也大致如此，令人吃惊。显然，本地居民的高收入把物价抬了上去。鲜鱼价格尤其高得离谱，可格鲁吉亚汉子买鱼从不还价。我们手里只有几枚带着汗味的小钱，也难怪他们看不起。

我结识了一位当地知识分子：列佐·贾帕里泽，市面包厂厂长。他与那位革命家——“万民之父”的同乡——同姓。列佐早年在列宁格勒求学，也在那里找到妻子。后来两人离婚，他正准备去列宁格勒探望前妻和儿子。他不知为何常在我们的休养所附近转悠，显然很想同度假者交谈。有一次，我询问本地人的生活和习俗，列佐随口说，在格鲁吉亚，任何稍有分量的职位都不能由非格鲁吉亚人担任。我一时甚至没听懂这句话。当时我们正在火车站一带散步，我又问了一遍。列佐解释说，例如站长只能由格鲁吉亚人担任，斯万人或明格列尔人都可以；清洁工却会是阿布哈兹人或阿扎尔人。无论我怎样激烈反驳，谴责这种按族群划分人的做法，他只有一个回答：“我们这里就是这个规矩。”

这对我来说是个震撼的发现，仿佛突然睁开了眼。我原以为苏联境内那些生活富足舒适的高加索人，尤其格鲁吉亚人，彼此都很融洽；原来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共和国里，各族群之间的关系远非友好。此前，无论苏联出版物、故事片还是私下交谈，我从未听人提起这种——姑且委婉地说——对立。看来，苏共完全是有意容忍这种格鲁吉亚式的民族沙文主义。

钓鱼没有钓成，尽管我带了渔具。这个季节鱼不靠岸；四月里也没人肯被赶进海里游泳。偶尔在晴天能看到一两个喝了酒的度假者犯傻下水，水只没到“那个地方”，再没有别人。我于是开始准备竹制鱼竿。第一次走进竹林，感受很特别：成千上万根现成的“鱼竿”围成一道难以穿越的密栅栏。眼睛都看花了，贪心也随之冒出来，恨不得把这片财富全带走。我忽然理解了寻宝者和海盗的心情……

我先到车站打听大件行李的运输规定，随后去疗养院车库讨来一截断锯条，第二天早晨便奔向“宝库”。我不慌不忙、细细挑选合适的竹子，按铁路托运规定允许的长度锯下。共砍了六根，紧紧扎成一捆，随后迫不及待地等待这段被迫闲居的日子结束。真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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