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任卡

67年四月初，部队发射组派两名合理化建议者——我和发动机专家波诺马廖夫——到回收已工作完毕并坠落的火箭及运载火箭第一级基地出差。基地位于丘拉塔姆东北约300公里的拉德任卡村一带。这是一座与大陆完全隔绝、住着某些流放人员的小村，正所谓什么交通都不到。靶场要发射不同型号、承担不同飞行任务的火箭和运载火箭，因此沿全苏联的落区航线总共建立了12座类似拉德任卡的基地，负责通知和疏散居民、暂停生产活动、收集坠落级段并补偿生态损失。实际通知通过村苏维埃、林场和当地内务部门进行，利用公开通信线路传递密码短语。人要撤离，牲畜群也要赶走，等等。

这些部队分布在杰兹卡兹甘、库斯塔奈、科克切塔夫、采利诺格勒、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各州，以及阿尔泰边疆区山区和图瓦共和国。依法划定的落区总面积约1百万平方公里。拉德任卡部队最早成立于56年。

这次出差，我要找一个СОБИС系统组件，波诺马廖夫则对气液系统中的某个气瓶感兴趣。

我们乘ЛИ-2飞去，飞机上除机组外只有我们两人。领航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出来到客舱抽烟，从不弹烟灰，只把香烟伸进机身顶部一个孔里，动作自然又优雅。

飞机降落在积雪覆盖的小机场，我们立即去司令部报到。指挥官告诉我们，这支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在靶场犯过什么错误、被直接发配来“重新教育”的。我们住进旅馆兼宿舍，其实就是普通板房。柴油发电机很弱，一切用电设备都靠它供电，房里灯光昏暗。随后去找当地人，而他们毫不拐弯地建议立刻到村里买烈酒。

给车队打个电话，一辆坦克牵引车便开到旅馆门口。我们五六个人爬上去，抓住几根扶手，以过高速度冲向村商店。买好所需物品，再赶回来。我想喝一口普通清水，天哪，水竟又苦又咸！早晨我们试着烧水泡茶，用电炉和化学烧瓶煮水，但再浓的茶也压不住那种可怕味道。

我们来得正巧：持续两周的暴风雪刚停，落区还留着四次发射的级段，共十六个助推器没有收走。一天后，不知为何到了晚上，一辆牵引车开到旅馆，炮塔位置装着一间粗犷的驾驶舱。司机坐在前面操纵杆后，右边是军官，两人都戴坦克帽；我们坐后面的木凳。有人建议把帽耳放下扎紧。我们只能从两侧窄缝看外面，或从上尉头顶圆形舱口看天空。胸口高度横着一根极粗钢管制成的强力扶手，占满舱宽。

基地距此一百公里。车一动——不，不是起步，而是猛冲出去，动力反应完全不像汽车——我们便死死抓住那根该死的扶手，一秒都不敢松开；也只有它使我们没受重伤。舱内漆黑，从窄缝能看见大油门时排气管喷出束束火星。发动机就在座位下，轰鸣震耳欲聋。耳朵伤得厉害，此后三周甚至更久一直发出嘶嘶声。悬挂根本不存在。坦克兵当然会反驳，坚持说有悬挂；可我和科利亚不约而同地立即抬起被木凳撞痛的屁股，像骑师那样以极难受的姿势半站着，低下头避免撞上铁顶，飞向夜间未知之地。

地形起伏，我们却以最高速度行驶，有时甚至腾空。每次落地都像噩梦：看不见道路，硬木板猛击屁股，半站姿也救不了人。上尉半程都站着，把头伸出舱口。途中几次停车观察；按我们的理解，是迷路了。那些幸福时刻里，乘客们瘫回可恨的木凳，让手脚休息。旅馆里的人说，坦克最怕落进积着深雪的沟谷：车腹悬空，驾驶舱充满蒸汽，在热量把雪融到地面以前完全动不了。有一次，他们还用巨锤敲紧履带销。

四小时后终于抵达。裸露草原上只有一座小板房，前室放着铁炉，烟管穿过墙，再横贯整个寝室。大房间约有二十张床和床头柜，墙壁、天花板全被烟熏得漆黑，还密密麻麻画刻着色情图案。炉旁大箱子里装着梯恩梯药块，炉子就烧这些，不需要木柴——这里也没有木柴。炸药火焰亮黄，却产生大量烟灰。一半床铺上躺着穿衣服的士兵，黑枕头衬着他们完全漆黑的脸和手。右角一名少尉答应一声站起来，当着士兵的面立即痛骂指挥官。我认出他是熟人，曾经英姿勃勃的汽车兵中尉。大约63年，某次节日舞会上，我在俱乐部同训练中心一位漂亮黑发姑娘跳当时最时髦的扭摆舞。听说她很快嫁给训练中心一名年轻汽车兵中尉，就是这个我偶尔一起打篮球的人。姑娘给他生了儿子，却抛弃丈夫和孩子。中尉把儿子托付给母亲，从此生活和服役都走下坡：酗酒、胡混，被发配到这片天涯海角改造。看来他的军旅生涯也会在这里结束。

我们聊着人生，天也亮了，可以出发。院里停着两辆集材拖拉机，左边则是一座由各种型号火箭级段和碎片堆成的巨山。山高约十米，直径超过一百米，或许大得多；视线所及，雪地都铺满火箭技术的小碎片、各种仪器、管路、电缆和数量惊人的无线电元件。烟熏队伍的任务，就是用梯恩梯把级段炸碎，再拖回来堆成山。顺便一提：炸开重型运载火箭第一级，需要0.5吨炸药。

少尉坐进我们的“坦克”，大家再次冲向落区。路程二十公里，很快便飞到。停车一看，级段撞地时几乎不会解体；侧着落地只略微压扁，若垂直落下，甚至看不出变形，侧助推器也只是稍稍离开原位。我卸下所需仪器，科利亚也取到气瓶，于是踏上返程。同少尉告别，再次“上鞍”——又一场噩梦！

怎样回到拉德任卡，记忆里不知为何没有留下。看来主人同情我们，没有再催“马”狂奔。抵达后却有个惊喜：最近几天不会有飞机。好吧，只能坐着喝茶，其实喝伏特加可能危害更小。可我们钱很紧，出发时带得极少，原以为根本用不着。过了一周，机场积雪开始猛烈融化，飞机仍不来，也看不到希望。四月再暖几天，我们就要在这里等到六月，等跑道干透。我们真的慌了。科利亚彻底爆发，痛骂自己的靶场，抓起气瓶永远扔进远处雪堆。我暂时没用这种方式抗议。总之等了两周，终于有一架АН-2来接我们。飞走了！

我还把我们球队在重大监察检查中的积极参与当作趣事回忆，尤其是三公里达标越野跑。一个完全没训练、身体发福、已经不年轻的军官，要在酷热中穿大靴、扎武装带、带枪套和防毒面具完成它，不仅达不到标准，甚至可能出事……我们毕竟不是普通作战部队——对那里的军官期待相应体能还算公平；也不是那些定期且必须在体育馆或球场活动的机关老鼠。可所有类别的标准完全相同，对几乎不停试验火箭和卫星的部队军官来说极不合理。只能想办法，耍点聪明。我们还真想出来了。

帮助被检查分队成功达标的行动这样组织：在赛程中点、检查人员看不见的土坡后面，我们代表队几乎全员埋伏，等待越野跑开始。跑得快的“越野健将”经过，不关我们的事。目标是落后者：那些已失去希望、喘着粗气、眼睛突出的家伙。客户来了！我们欢叫怪笑着冲出埋伏，从前面抓住可怜人的武装带，不顾呻吟，积极拖向终点。这任务也不轻松，他们的呼吸系统实在不行。最后大家都到达，人人满意，没有一个倒毙，还都交出像样成绩。莫斯科来的漂亮监察员对这些虚假的试验部队军官体能指标完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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